他剛剛發行了一張CD-ROM，「湯姆．彼得斯的職業生存指南」，由霍頓．米夫林互動公司（Houghton Mifflin Interactive）出品。

《中央社》報導，地球公民基金會及「反亞泥，還我傳統領域自救會」數十人，今天赴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08年度股東常會內、外，表達反亞泥的立場。根據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新聞稿，「反亞泥，還我傳統領域自救會」成員洛金也表示，亞泥為了拿到礦權，曾信誓旦旦地對第一代族人說：我們會提供每個家戶工作機會，但現在看起來，這是美麗的謊言，部落裡有五百多戶，正式員工寥寥無幾。

《鉅亨網》報導，對於環團在會中，質問挖礦何時會結束，徐旭東坦承，花蓮廠的確挖到某個程度就不能再挖，但現在無法明確給出時間，要視礦場開挖進度，及國內需求等變化。《鏡傳媒》報導，面對現場環團打斷發言的狀況，徐旭東臉色轉為鐵青，冷冷說出：「請他們坐下來，輪到他們發言的時候，他們有機會發言，但是，這麼多人要開會，很不好意思吧。而且亞泥贊助活動的費用、補貼更有分化地方意見的嫌疑。地球公民基金會顧問則再度呼籲，政府應趕快修改《礦業法》，根本性導正台灣採礦制度不合理的狀況。」亞泥案首次三方會談結束，但經濟部與亞泥未回覆自救會6項主張你祖先同意我挖礦？原住民批評：亞泥保證「每家都有工作機會」卻成了謊言《鏡傳媒》報導，針對抗議者的抱怨，徐旭東強調當初是按照政府政策前往花蓮投資，「今天你的祖宗已經同意做這些事情，你兩三代之後來complain（抱怨），我們同情、我們同情

真正無法割捨的，是夢想這個課題所帶來的英雄情懷與自我麻醉。我沉浸在錄取志願的欣喜中，想像著島嶼的某個角落，有某些傳統音樂科班體系的師生，因為榜單上出現一個沒人認識的名字而跌破眼鏡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從康德的觀點閱讀馬克思、從馬克思的觀點閱讀康德的企圖。

一九七四年以《夏目漱石論》獲得《群像》雜誌的評論獎之後，柄谷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《馬克思主義其可能性的中心》一書，獲得廣大迴響，並大抵奠定了其左翼的思路方向。自此，以關係連動變化觀點思考國家、社會以及經濟等三方結構，就成了柄谷一生的志業。他的方法是從文本外部引入他者，而不是如德希達一般從內部裂解。這樣的想法，導致了純思想內部的封閉性，必得還要引入對俗世性的要素，「他者」的位置與觀點才有可能引入。

而是說，往昔學院對康德的閱讀均定位於主體哲學的軸線上，由此討論理性的限度，但柄谷卻要在康德哲學中，提出「他者」（lautrui）的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則通過對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的重新閱讀，為「國家－社會－經濟」三方關係找到超越論的視角基礎。

但「他者」的出現並非出自「對話」，因為能對話僅意味著鏡中的影像，乃是自我的反射而已。有關這一點，柄谷延續了他在《作為隱喻的建築》（Architecture as Metaphor: Language, Number, Money）一書中對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觀點：以語言中的家族相似性，來達到「向外開放」的關係。從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來看，自柏拉圖（Plato）到笛卡兒，一直到康德，莫不以建構穩固的地基（即思想的基礎）為圭臬，一直到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（Ludwig Wittgenstein）以家族相似性面向開放的世界，柄谷以為這才有了「他者」的出現。對當代哲學家來說，他者問題的提出意味著走出自我中心的視角，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壓迫與暴力，因而如何「悅納異己」（lhospitalité）一直是當代哲學家的課題。

柄谷以為，康德哲學的意義也在這裡：《純粹理性批判》（Critique of Pure Reason）一方面停留在內省，另一方面又置入了絕對的他者以粉碎內省的共犯性。文：黃雅嫺（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） 推薦序：解構關係形上學——柄谷行人的批判思維 柄谷行人（Karatani Kojin, 1941-）作為生長於日本安保世代（1960-1970）的青年，自就讀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時期，便投入全學連，對抗美帝運動。另一方面，柄谷自承閱讀過德希達作品，熟悉解構思想，但他的解構方法卻又全然不同於德希達。換言之，康德的哲學之所以具有批判的力量，正是在其哲學內部安置了「絕對的他者」（即未來的他者）的位置，也正是如此其哲學具有普遍性。

」 柄谷當然無意於以學院的方式，從思想家的內部討論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缺漏之後，再提出自己的主張。他也不是以馬克思的思想來檢驗康德的《實踐理性批判》（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），或者以康德的《純粹理性批判》閱讀馬克思對人的規定性。

很明顯地，思想的建築之所以可能，其知識地基的保證人乃是形上學，是形上思想防止了偶然性的枝蔓雜生，從而保證大廈的穩固性，不致於傾倒。另一方面，柄谷引入他者的解構之所以有力量，還在於他所援引的兩位思想家的「之間」的空間性。

進一步來說，柄谷擅長的是先通過形式性的建構，討論概念出現的條件，他以為「解構只有在徹底結構化之後才成為可能，否則它就會止步於語言遊戲的層面。而無論是對於裂縫的掌握或者文本的邊緣，對德希達而言，可能是文本中的某個概念的梳理，也可能是通過對於多種文字之間的轉換而來，這也是為什麼德希達以為「文本之外，一無所有」。這是因為，自柏拉圖以來重視的是生成大於製造，因為製造僅屬於技術層次，而技術總是要服膺於觀念的指導，知識的組成則由觀念指導，而哲學又是所有觀念的基礎，可以說，自柏拉圖之後，所有哲學家莫不是致力於健全知識基礎（fondement），進一步往上建構（construction）思想體系的大廈。」這一點可以從他對柏拉圖的討論看得出來。他在這本書的導論中提及，寫這本書的目的並非分別對康德或者馬克思進行思考，但所謂「『移動的批判』（transcritique），指的是倫理與政治經濟學領域之間，以及康德式批判與馬克思批判之間的『transcoding』（轉碼）表面看來，此一事件似乎僅是學生示威運動極端化、或恰因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以致擦槍走火的結果，但正如史景遷所言，「後毛時代蓄積的內在張力以及提出的未來許諾，到了一九八五年，彷彿都一一遽然而至。

一九九一年聖誕夜，戈巴契夫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四年之後，親口為它宣讀了祭文：「冷戰、軍備競賽和我們國家瘋狂的軍事化已然結束，它曾經拖垮我們的經濟、扭曲了我們的思想、破壞了我們的道德，從現在起，世界大戰的威脅已不復存在。其後，戈巴契夫在一九八八年底宣佈將自東歐撤軍，既反應出蘇聯已理性地將國家建設或競爭重點由軍事轉至經濟面向，同時預示著東歐變局的爆發，結果不僅是翌年的骨牌性民主化效應，在跟著引爆蘇聯境內複雜的民族問題後，這個共產集團的老大哥終於被「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」。

無論如何，未來必定是個「機會的時代」，亦即在國際體系前景渾沌未明的情況下，唯有能掌握諸多變數中最為關鍵者，才能夠創造未來。至於就中長期來看，由於武器裁減與軍備管制概念逐漸成為普遍共識，區域經濟合作蔚為當下風潮，未來似乎是個「最好的時代」，但因冷戰解體以來民族紛爭戰亂不斷、南北經濟對抗日趨惡化，諸如糧食、人口與環保等全球性問題至少目前看來亦似乎暫時沒有解決的跡象，未來也很可能是個「最壞的時代」。

」 雖然未必如「霸權穩定論」者所言，超強的存在將是世界體系中政治與經濟穩定的保障，無疑地，主要霸權的衰落仍必然帶來一定程度的不穩定，或至少是體系內涵的轉變。基於不同歷史階段展現出來的時代特徵，體系並不具備一致之內涵。

體系崩塌的關鍵在於蘇聯的發展。究其原委，則是為美蘇帶來霸權地位之核武的毀滅力量，反過頭來制約了其對外行為的緣故。」由於鄧小平主政後採取開放性政策，從而讓中國由相對靜謐、流動性低的社會，轉為更動態且具活力的新結構，結果則帶來許多改革者意料之外的挑戰。不過，無論對「霸權」（hegemony）興衰的解釋有多少，很明顯地，一九七○年代乃冷戰體系轉型的第一個重大分水嶺。

正如前述，美蘇雖常被並列為冷戰時期雙強，其實彼此存在著明顯之「不均衡對等」狀態，在各種指標（尤其經濟與工業程度）上，蘇聯都不具備真正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條件，所以能長期維持表面上之競爭態勢，除了美國主觀認定之外，主要或因極權政體提供之資源集中化效果，以及它迅速在核武製造技術迎頭趕上的緣故。無論如何，在經濟根基薄弱的情況下，此種「虛矯平行」狀態不可能存在太久，至於美國總統雷根在一九八三年提出的「星戰計劃」，不啻是以透過軍備競賽來強化對蘇聯經濟壓力之關鍵作為，一般認為也是「最後一根稻草」。

至於對冷戰兩極體系的最後一擊，則來自一九八九年的國際環境變化。天安門事件與中國之外交頓挫 雖不像一九五○年韓戰與一九六六年文革兩度外交挫折般影響深遠，一九八九年「天安門事件」對中共的國際形象仍帶來嚴重打擊，同時拖緩了兩岸的交往進程。

在第三世界勢力崛起，致使兩極內涵由「緊密」轉趨「鬆散」之後，包括美國親自摧毀由其一手建構的布萊頓森林金融體系，第一次石油危機帶來全球經濟動盪，日本與西歐迅速復興並逐漸形成威脅美國的競爭力，蘇聯經濟受長期軍備競賽拖累等因素，都讓曾經維繫長期和平的「兩極」架構為之鬆動，逐漸朝向更多元化或如尼克森所謂「五強世界」（a five-power world）方向邁進。就短期而言，若干樂觀派美國學者雖認定由美國主導的「一元體系」時期將接續降臨，自老布希以降的美國總統也一再倡議所謂「國際新秩序」，但畢竟美國自一九七○年代以來相對優勢不斷削弱乃不爭事實，因此後冷戰初期的國際結構，或可稱為「單極多邊」或「一超多強」格局。

第三則如加迪斯所言，「即便同時考慮其中的對抗、焦慮與無可置疑之危險，如同眾所周知，冷戰仍創造了二十世紀大國關係中最持久的穩定狀態」，這也是他傾向稱之「長和平」的緣故。例如，一九四○年代末期以來的世界，就被認為具有「兩極」特徵，其中，美蘇兩國各自帶領一批具附庸性的集團國家彼此對抗，兩個領導國家皆企圖藉由吸納新成員以擴張勢力，達到取得絕對競爭優勢之地位，但儘可能迴避使用武力手段。原來的「兩極」體系已如過往雲煙，取而代之的則是個不確定的未來。文：蔡東杰 【後冷戰：一九八九－二○○七】陰影下的新時代 全球權力結構的重新調整 政治現實主義者向來認為，國際環境乃是影響國家行為及國際關係之最重要變數之一。

特別是在以歐洲為火車頭，逐步帶來全球化浪潮後，由於國家之間互動日趨緊密，從而在權力分配過程凸顯出某種結構性「體系」現象。其次是體系的「全球化」，亦即競爭與活動範圍遍及全球，幾乎沒有國家能自外於這兩大集團的影響

究其原委，則是為美蘇帶來霸權地位之核武的毀滅力量，反過頭來制約了其對外行為的緣故。原來的「兩極」體系已如過往雲煙，取而代之的則是個不確定的未來。

其後，戈巴契夫在一九八八年底宣佈將自東歐撤軍，既反應出蘇聯已理性地將國家建設或競爭重點由軍事轉至經濟面向，同時預示著東歐變局的爆發，結果不僅是翌年的骨牌性民主化效應，在跟著引爆蘇聯境內複雜的民族問題後，這個共產集團的老大哥終於被「埋葬在歷史的灰燼中」。特別是在以歐洲為火車頭，逐步帶來全球化浪潮後，由於國家之間互動日趨緊密，從而在權力分配過程凸顯出某種結構性「體系」現象。